有钱人的礼物？为什么我会想到用这个来做本文的题目呢？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但却很有趣。不是吗，贿赂其实就是一种礼物。首先我想把贿赂作个定义：贿赂是收受别人替别人东西办事，这个东西可能是钱、可能是物、也可能是一种应该用钱物换得的享受。没有花钱物就得到了这种东西，就是算受贿。好了明了了它的定义，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。
据调查，在1999年广州、深圳、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，被查处官员百分之百包养了“二奶”。“性贿赂”正成为当前职务犯罪的新动向。同样，“泡妞”亦成为现在某些人在商战、官场“公关”的常用手段，“小蜜”则成为当今一些所谓的“上流社会”一种“有身份、有气派”的标志。当今官场中，金屋藏娇之类的“风流事”已经不是个别现象，有的贪官污吏，不仅有“二奶”，还有“三奶”、“四奶”，问题是他们哪里来的钱去做这些风流韵事？请继续往下看：
许多官员他们在金钱上可能会“守节”，而遇到了性就成了色的牺牲品。且现在的官员还是以男性为主。有人内心里并不把好色当成什么大事，他们多在当官之前没有权没有势，条件不具备，而一旦升了官，有了“作案”的条件，就会大胆尽情表现其欲望。他们禁不住不法商人的“肉弹”进攻。据说某县有个“养鳗大王”，在不到4年内获得贷款竟达12亿元之多（其中有1．8亿元无法追回）。被他拉下水的干部有1名副厅级、3名县处级、21名科级及20多名一般工作人员。为什么这个“鱼贩子”有这么大的能耐？他靠的就是“金弹”和“肉弹”。前者是用重金贿赂，后者则是色相勾引。“色情攻关”，这一招数尽管低劣，居然还百发百中。少数做官的人需要情妇来填补满足自己感情及身体上的空虚和要求。比如说“59岁现象”，对个人来说，那是人生的一道坎儿。要从工作岗位上永久地退下来，个人面临角色的转换时期，事实表明，少数官员正是在这样一个关口，经受不了利益的诱惑，抓住“最后的机会”，利用制度的漏洞，铤而走险，大捞一把。在“59岁现象”中，职务犯罪与年龄之间有着必然的对应关系。而“59岁现象”之后，接着又有了“39岁现象”，最后又出了个要警惕“26岁现象”。比如某市一个区的检察院最近三年来查处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共有19人，他们案发时的平均年龄为25．6岁，这部分人占该区贪污贿赂、挪用公款案件总数的17．6％。于是“26岁”便成了一种新的腐败“现象”。少数官员经过一番拼搏最终有了个较高的位置时，奋斗时可以不顾的感情及身体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起来，而这时他们的伴侣可能也已没有了年轻时的魅力和温情，他们需要玉人佳丽来填充他们心灵上的空虚。
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要想养“小蜜”包“二奶”不一定要有钱，有权就行。那些大老板、大商人为了自己从商的便利他们可以用“性”来贿赂你，当然也会用钱来填补你，所以说钱不是问题。
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武延平教授表示，现在“性贿赂”的大量出现是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有关，过去金钱对人们构成的诱惑很大，那是因为谁都没钱。而现在，巨额的经济利益已经不能使一些官员为之动心了，这时“性贿赂”就显示其威力来了。
关于贿赂罪，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、行贿、介绍贿赂等3种形式，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。这使得“性贿赂”成了法律的空白与死角。在我国现行《刑法》条例中，的确没有“性贿赂罪”这一款。那么没有这个条款“性贿赂”就不是犯罪吗？关于这一话题，在2000年底时曾经引起全国大讨论，最高检有关人士也说过刑法应设“性贿赂罪”，但“性贿赂”是否犯罪至今也没有定论。有人认为虽然说没有那条规章制度或者法律明确解释性是一种商品。但在现实生活中性就是一种商品，鸡和鸭就是直接靠性来赚钱。在经济学中，可以拿来获取利润的任何形态的生产要素及方法称之为资本。可见性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资本。那么送给别人有价值的“资本”以获取更大利润的行为不是贿赂吗？
据悉，我国《唐律》、《清律》中都有“性贿赂”的概念出现。1915年，日本一法院判定，异性间的性交也可能成为贿赂的目的物，奠定了“性贿赂”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。欧洲、北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刑法典也将“非财产性利益”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。而我国则没有把“性贿赂”作为一条单独的罪名，“贿赂就是贿赂，没有什么单独的‘性贿赂’的罪名”，一位认为没有必要单独为“性贿赂”立法的法学界人士这样说。“性贿赂”会不会被纳入刑法，是否是书斋中的假想？面对越来越多的“性贿赂”，是否需要立法予以制裁呢？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陈兴良表示，该罪的取证方面有难度，很难对卖淫、不正当的性行为及以换取权力为目的的“性贿赂”加以界定和区分；在量刑方面，传统的经济贿赂罪可以用受贿的多少来决定量刑的轻重，而该罪却很难找到一个尺度，但有可能量刑方面会较经济贿赂犯罪轻一些。所以该罪名进入刑法还有待论证。另据一位法学教授介绍，我国1996年修订《刑法》时，与会的一些专家也曾提到增加“性贿赂罪”，但考虑到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太大冲突，终未通过。因为在国人的观念中，“性贿赂”虽是权色交易，但归根结底是男女关系，而男女关系只是道德品质问题，不能上升到法律问题。一旦立法制裁，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。这位教授认为，“性贿赂”只能附属于财物贿赂，说明犯罪嫌疑人生活的腐化程度，但独立设立一个“性贿赂罪”，恐怕不合适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生活上有腐化堕落行为的，应由道德法庭来审判，或予以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。
纵观全国，近年来因性贿赂而犯罪的公职人员不在少数，就危害程度而言，性贿赂有时甚至超过普通的财物贿赂。从贿赂罪的特征及其目的而言，性贿赂和普通的财物贿赂并无本质区别，只不过一个是用“色”贿赂，一个是用“财”贿赂罢了。在设立“性贿赂罪”的问题上，“性”只是贿赂的一种形式，权钱交易为法律所不容，权色交易也应如此。对很多腐败官员来说，只讲党性和道德是没有多大功效的，刑法是社会的最后防卫手段，应该通过立法遏制这类危害社会的行为，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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